五经是哪五经(刘立夫四书本是五经的补充)

四书本是五经的补充,为何后来地位反而超过五经?

“四书”之名始于宋朝,“五经”之名始于汉代。从春秋战国至唐代,五经都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;但到宋代,四书的影响力渐渐超过五经。

五经本是儒家最基本的经典,主要记载上古三代的礼乐制度。《史记》说“夫儒者以六艺(即六经)为法”,“言必称先王,语必道上古”,可见儒家是通过学习、效法三代的文化传统而来。清代章学诚也说“六经皆史”。不过,汉武帝以前,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,五经并无特殊地位。直到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,兴办太学,设置“五经博士”,把儒学经典的学习与政治挂钩,五经才正式成为官学。要注意,汉代五经中的《礼》指《仪礼》,并非《礼记》。

刘立夫 | 四书本是五经的补充,为何后来地位反而超过五经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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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书实际上是对五经的补充,作者分别为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,比五经要晚出得多。虽然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在汉文帝时代就被列入官学,但这两本书还不能称为经。东汉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论语》列入“六艺略”,说明《论语》的地位提高了。《三国志》提到了“七经”,《论语》位列其中。唐文宗大和年间刻“十二经”,其中也有《论语》,但《孟子》的身份还是上不去。

中唐时期,为对抗佛道二教,韩愈抬出《大学》,李翱推崇《中庸》。晚唐皮日休认为《孟子》可与经学并列,应成为科举必读之书。五代后蜀孟昶命毋昭裔楷书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、三礼、《春秋》三传、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十一经刻石,此后宋太宗又翻刻,《孟子》才称经,并列于九经之中。此后二程表彰“四子书”。其中的两本,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来自于《礼记》,而《礼记》一书早在唐代就立于学官,成为“九经”之一。但是,汉唐时期,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作为《礼记》中的两篇,被视为先王礼乐方面的著作,与宋代以后被视为哲学著作是不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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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南宋,朱熹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出,分别注释,于宋孝宗淳熙(1174—1189)年间,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在一起,编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从此四书的经学地位正式确立。

朱熹死后不久,朝廷便将他注释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审定为官书,从此盛行起来。到元代延佑年间(1314——1320)恢复科举考试,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之内,明、清沿袭而衍出“八股文”考试制度,题目也多选自该书。明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:“专取四子书及易、书、诗、春秋、礼记五经命题试士。”清朝几乎完全一样。表面上是考四书五经,实际上主要考四书。清朝自顺治起,由皇帝颁布四书考题,而五经考题由主考官裁定。乾隆九年(1744)上谕:“从来科场取士,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,士子之通与不通,不出四书文之外。”原本对四书和五经的考核都在第一场考试,等到乾隆年间,五经转为第二场考试,说明四书地位已完全在五经之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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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四书的地位实现反超?究其根源,这与儒家与佛教、道教的竞争有关。本来,儒学追求內圣外王之道,汉唐时代的经学侧重于儒家的“外王”之道。随着佛教传入,它的那套修心养性的学说将儒学的“內圣”之道远远抛在后面,加上道教(主要表现为玄学)的冲击,作为官方思想的儒学越来越僵化,不足以同佛道二家抗衡,造成“儒门淡薄”的局面。为了应对佛道二家的挑战,宋明理学家出入佛老,吸收佛道精致的心性哲学,重构儒家的内圣体系。在这种情况下,以三代礼乐为基本内容的五经,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;相比于五经,四书中有关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内容,经过理学家的不断发挥,成为抗衡佛道思想的有力武器。这也是四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,并最终超越五经的根本原因。从整个中国思想发展的角度看,四书地位的反超,实际是儒佛道三教竞争的结果。

发布于 2023-01-25 11:01: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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